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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此外,尽管海牙协议约束了债务双方的行为,但这毕竟是协议,在没有强制性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对于违约的国家,国际社会能采取的举措还是十分有限,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政府的自愿行为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宝马线上下注今天,一个北京普通工人打一天工,收入至少55元。根据今天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或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总之,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宝马线上下注从1999年至2002年9月,金融机构在全国累计发放助学贷款66亿元,帮助了112万名困难学生。这些举措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实际需求远非如此。据有关专家估计,一个子女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全部费用约为2002年平均家庭收入的3倍。即使按每年20%的储蓄率计算,这等于要一个家庭持续节省、储蓄15年(假如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约等于教育费用增长速度)。由此可见,解决教育贷款问题几乎可达到住房贷款对经济增长同样的刺激效果:让子女拿他们未来的收入(人力资本)为自己的教育投资,让年轻的父母更多地享受他们今天的收入。当然,教育贷款与住房贷款在操作上确实有别,因为房屋本身是住房贷款的直接质押物,而教育贷款则并无质押物,而是以学生的人力资本为质押(无形资本)。因此,教育贷款更需要法制的支持。我们要说明的命题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之所以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是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关于股市、债券等市场对企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大家谈论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

参加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的各国代表多半是具有法律背景的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在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最后得以通过。根据该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去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必须寻求并最终接受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这就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的国际惯例。从那以后,靠武力攻打他国讨债已不再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像张大姐和加油站这样的故事很多,类似的行政性关闭命令往往以“保证质量”、防止“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为由。但是,谁来保证具体行政命令真的与这些原则相符呢?谁来掌握这些主观、模糊原则的分寸呢?—这些故事说明,当对行政权力缺乏实质性司法审查和可靠立法监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在《什么妨碍我们创业?》一文中有更多讨论)。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和那些投资兴建成千上万个加油站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因此,成立更有约束性的国际组织十分必要,以便更好地平衡国家主权和投资者产权之间的关系,等等。第一次努力是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TheLeagueofNations),但该国际组织并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其信度一落千丈,在二战期间停止运作。1944年,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正式着手准备“联合国”的成立工作,那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建设性的姿态参加国际秩序的组建,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合国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理论上成为“世界政府”。宝马线上下注反过来看,也恰恰是那次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迫使美国国会在1933~193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经济立法,包括重造股市的《证券法》(1933年)和《证券交易法》(1934年)、重组银行业的《银行法案》(1933年,也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安全法》(1935年),以及重整居民房地产业的《全国住房法》(1934年)。其中,《全国住房法》的立意在于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简称“联邦房管局”或者FHA),由联邦房管局专门为低、中等收入的家庭提供住房贷款保险,这种担保产生了两个主要效果:第一,贷款期限从原来的5年增加到30年;第二,低、中等收入的家庭都可以通过按揭贷款在成家时就能买下住房。一般而言,住房贷款期限越长,居民的短期支付压力越小,越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

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些国家和行业进行援助,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同时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者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表现,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赢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被投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本身也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风险降低。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成本降低。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同样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亿美元,到1960年为168亿美元,但截至1999年底则达到4679亿美元(见图2–6)。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率波动也为另一类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198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首次推出长、中期利率期货,随后又推出利率期货期权。这些衍生证券再一次为各类信贷机构规避利率风险提供了方便。换句话说,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越强,它们提供各类贷款的能力就越高。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消费者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那些年代的技术条件限制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经有了股市,但股票投资还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国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宝马线上下注美国2002年的人均储蓄率在3%左右(见图2–3),跟北京2002年17.5%的储蓄率相比(见图2–2),美国人真能“大胆”消费。实际上,美国并非历来如此,二战之前美国的人均储蓄率也曾停留在20%左右,到七八十年代还在10%以上。这些消费能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1934年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创新、社保创新与退休金项目的产物。还是以住房贷款为例,自从有银行以来,住房质押贷款一直都是美国银行的正常业务。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住房贷款的期限都很短,不超过5年,因此能给居民带来的好处有限。另外,那时的按揭贷款在结构安排上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在住房贷款到期之前,借款方每月只需支付利息,等贷款到期时再把所借的本金一次性还清。这种支付安排一方面使银行承担过多风险(因此银行不愿意作太多住房贷款),另一方面给借款方带来太多的支付压力:一次要还清48万本钱,从哪里找这么多现金?因此,一般大众享受不到住房贷款的好处。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股市泡沫越涨越大,使很多人买下大房子,房地产价格也越涨越高。1929年10月到1931年期间,股市泡沫持续破裂,使许多股民血本无归、众多公司相继破产,失业率达到空前高度(最高时为25%,即每4人中就有1人失业)。这样一来使许多人无法在其住房贷款到期时归还那笔一次性的本金,这些居民只好选择个人破产、搬出住房,让贷款方银行接过被质押的房屋。毕竟,这些房产的价格也随股市泡沫的破裂而大跌,迫使大批中小银行和信贷机构倒闭。因此,当时的住房贷款在证券结构上的弊端加重了那次经济危机、银行危机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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